近日翻看康熙三年修《宜黄县志》，里面有一条记载引起我的注意：涂鑑，江西宜黄人，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丙子举人，仕至枢密院。枢密院是个什么官呢？枢密院是个管理武政的行政部门名字，按宋代的官制，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同为中央政府机关；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后，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宋代枢密院长官枢密使、知枢密院事以士人充任，副职间用武臣，体现了有宋一代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宋初，中书和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宰相因不带枢密衔而不得预军事。庆历年间用兵西夏，一度由宰相兼枢密使。南宋宁宗后，宰相始例兼枢密使。南宋以三师孤、丞相和王为正一品大员，以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和公为从一品，以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为正二品，以各部尚书为从二品，以权各部尚书为正三品，以各部侍郎为从三品，以左右丞相、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合称宰相,叫宰执，即以宰相身份执政。
康熙三年修《宜黄县志》虽注明涂鑑仕至枢密院，但却没有明确究竟是枢密院什么官职，也没有提供具体事迹供查考。那么涂鑑究竟官至枢密院何职呢？这个疑问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闲暇时翻书查找，偶然看到徐道芳同志所著《智者言商》一书中《寻根记》一文，让我受到一点启发。道芳同志在《寻根记》里面说到他的先祖兰溪人徐鑑，咸淳七年(1271年)登第，官至枢密院使，赐金紫。资料来源于乾隆年修《徐氏家谱》及嘉庆时修《兰溪县志》。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徐鑑、涂鑑，两个人的名字都是鑑，都是生活在南宋末年，又都担任的是枢密院的官，而徐涂在书写上又是极易混淆的一个姓，那么这两个人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我们先看看道芳同志在《寻根记》一文中对徐鑑所任枢密院使的分析。道芳同志对徐鑑担任枢密使一说也是怀有疑问的，在文中提出了几个疑点，这里总结他的疑点大致如下，一是在徐鑑生活的南宋末年，枢密使长官由宰相兼任已成定制，而南宋末年担任宰相的几个人均有历史记载，这表明徐鑑担任枢密使一说是值得怀疑的。二是徐鑑考中进士是在1271年，而南宋在德佑二年（1976年）灭亡，即使加上两个小朝廷，按祥兴二年（1279年）小皇帝赵昺亡国来算，也只有仅仅八年，徐鑑有没有可能凭一介进士之身在重资历的年代仅仅八年就登上显宦之位？三是乾隆时修徐氏谱说封典失传，但民国三十三年修樟林徐氏谱却记载徐鑑元配李氏敕封安人，安人是封七品官员的夫人的，以徐鑑居枢密之高位，夫人又如何会只封安人？四是徐鑑以年青才俊骤登佳位，必有异绩，为何历史资料毫无记载？道芳同志在文中又进一步分析，自己对疑问作了解答，首先他根据民国徐氏谱中记载徐鑑之父的官职佥书枢密院副使推断认为徐鑑担任的并非枢密使一职，而是佥书枢密院副使一职，但这里也有一个不协调的地方，就是徐鑑父亲担任官职这本身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乾隆徐氏家谱说他未出仕，道芳同志认为乾隆徐氏家谱更为可靠，那就是徐鑑的父亲并未当官。其次他根据民国徐氏谱里徐鑑父亲的生卒年龄推断出徐鑑大约二十五岁左右中进士，认为是少年得志，有才学，在南宋末年动荡时代是有可能脱颖而出的。再次他认为李氏之封乃徐鑑初出仕之封也。最后他认为是南宋以来战乱频仍，关于徐鑑的历史资料佚失导致徐鑑的事迹无从查考。从这里看道芳同志似乎给了一个满意的答案。
但是细细一想，还是有几个需要探寻的地方。一是如果徐鑑官居枢密使或佥书枢密副使，这么高的职位正史上也许没有记录，但在地方志上明确记录其人的同时不可能不记载，南宋并不算远！并且已经开始修县志了。如果是唐以前倒真有可能遗漏。那么嘉庆以前的县志有没有记载呢？依据这个想法，就去查看了《万历金华府志》、《康熙金华府志》以及康熙时增补版《万历兰溪县志》，《万历金华府志》选举志称凡有名显者皆注明，但是记录徐鑑只是说他中咸淳七年辛未张镇孙榜进士，没有任何官职，同榜进士尚有八人，有官职的人，无论大小都一一注明，徐木润官严州司户参军，李贯官抚州司户，章如玉官建德县尉，赵若淼官新喻县尉，赵孟茶（王旁）官全州 教授，曾应革、龚恺、陈松龙无职位，如果像县尉、参军、教授这样的小官都一一注明，若徐鑑果真官至枢密使或副使，按照古代人的求实风格，即使不立传，也应当不会漏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任时毫无作为，但也会注明官职。同样他父亲登第的景定壬戌方山京榜情形同样如此，其他出仕的人都注明了，他父亲却没有注明任何官职。在封荫志、仕林志里也都查不到，而仕林里还说府志不能尽载仕宦者，只选取仕显者记录，作为一二品的枢密官职，不可谓不显，如果不记录似乎可能性不大。而康熙金华府志同样没有官职记录。再看康熙时增补版《万历兰溪县志》，它的记载是：徐鑑，咸淳辛未张镇孙榜，字公式，仕为枢密院某官。在“仕宦”一章开篇就说道：“邑之先辈由科目入官者既品列於前矣，其有仕於前代，但或履历行业之未详及仕於当代但不由於科目正途难以类附，故取其名位之显者，或位卑而有绩可称者，列於仕宦。”他的意思很清楚，由科目入仕的人担任官职基本都一一在选举志里作了注明，如果前代有科目出身的人担任官职，而他的事迹简历不清楚的，以及不是由科目出身而当官的，但是官声突出的，都会在仕宦志里一一注明。紧接着后面的“仕宦补遗”又说道：“然而非志所品列及科目正途者尚多遗漏焉，将遂令其湮没乎？故复以向载世禄姓名备録（补）遗如右”。徐鑑的名字赫然列於补遗之中，标注为见进士。则我们可以知道了，选举志里面的担任枢密院某官的注明很明显是康熙时加上去的，在这里我们终于第一次看到徐鑑和枢密院联系到一起了，根据书里有康熙十一年的字样，则这个官位说明至少在康熙十一年及以后加上去的。那么它依据的材料是什么呢？古人修志资料来源无非是几种途径，一是依据前志，二是依据文集、碑铭等史料，三是根据家谱。前志肯定是没有注明的，要不然也用不着康熙时补遗了。而这本书里面记录一个叫徐文若的人时，是依据了徐氏的家谱。可见徐氏家谱有可能是徐鑑仕为枢密院某官的来源。枢密院某官和枢密院使还不是一回事，但到了嘉庆五年的兰溪县志时，在徐鑑的后面，已经赫然标明为仕至枢密院使，赐金紫。并且比家谱里多了赐金紫三个字。从康熙时的枢密院某官到乾隆徐氏家谱的枢密院使再到嘉庆五年的枢密院使赐金紫，这里面似乎有某种联系贯穿其中。如果康熙志、嘉庆志依据的都是家谱的话，则至少说明乾隆以前的徐氏家谱里面还没有出现枢密使的字样，而同时嘉庆志里多了赐金紫三个字，说明嘉庆志引用的资料除了家谱外可能还有出处。
二是徐鑑登第以后，四年后南宋朝廷灭亡，加上苟延残喘的小朝廷也才总共八年时间，徐鑑能够以一介进士短短时间骤升枢密这样的高官吗？我们先看看徐鑑登第的这榜其他进士入仕情况。除了前面已经列出的外，状元张镇孙，中状元后，授秘书省正字，进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出为婺州通判。德祐元年（1275）冬弃官归里。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杭州，皇太后与宋恭宗投降。益王继位，是为端宗，航海至福建、广东一带。广州附近的海上溃军重新集结，奉张镇孙为帅，抗击元军。1276年12月，端宗到达惠州，任命张镇孙为龙图阁侍制（从四品）、广东制置使，兼经略安抚使（大概相当于广东省委书记）。1277年1月，广州城陷，张镇孙被俘。榜眼周仁勇，平阳人，仕至宁国推官（大概六品左右，相当于宁国市办公室主任）。一说榜眼为沈佺，未仕病卒。探花陈钺，当涂人，历任镇巢军判官，宋亡隐居。一说为郑真辅，海南人，咸淳七年（１２７１）进士殿试钦点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为榜中最年少俊秀，被推选为两名“探花使”之一，代表本科进士骑马遍游京城的名园采摘名花，行探花之举，甚为荣耀，后任南京工部侍郎（从三品）。其他的如：黄顺卿，官至朝散大夫（从五品上）；赵若恭，历官承议郎（正六品下），大理寺评事，福建提刑检法添判泉州；贾纯孝，朝散郎（从七品上）；吴名扬，浙西制置使；林一龙，累官秘书郎。等等。和这些人相比，如果徐鑑官至枢密使或副使，那么在这里面应该是最为出类拔萃的。拿早徐鑑十五年登第的文天祥来做比较，文天祥，宝佑四年（1256）年进士第一，开庆初年（1259）后历任刑部郎官，知瑞州等职。咸淳六年（1270），因得罪奸相贾似道而遭到罢斥。德佑元年（1275）正月，闻元军东下，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开赴临安（今杭州，当时南宋的京城）。次年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于1283年就义，年仅47岁。文天祥一代名臣抗元英雄，论才学论功劳，都是史上著名的，他从状元做到枢密使也是凭着抗元的功劳。徐鑑论才学不是一甲进士，没有文集流传，难以说很出众，但是仅仅几年时间就升至一二品，他凭什么呢，只能说是象文天祥一样以抗元有功升官了，那么他应当有显赫的功劳才对。
这里我们再看看徐鑑可能任命的时间，如果他是以战功荣升，那么1271至1274年是没有太大的可能荣升。只能是在1275年元兵东下之后，文天祥也恰恰是这一段时间担任枢密使的。抗元的几只大军史料都有记载，要想在此时担任枢密使或副使，一种可能是起兵抗元，拥有一只部队才行；另一个可能就是打了著名的胜仗才可以。如果真是这样，历史上不会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是翻遍史籍却找不到一点徐鑑的事迹，平庸的官吏或者立了些许小功绩的官吏也许史籍会漏传，但是像立下能被因之被任命为枢密的抗元大功劳，在中国提倡忠君爱国的大环境下，史册不记载是基本不可能的。乱世出英雄，但是乱世选拔人才是唯才是举，必须以“才”为条件，以“绩”来评价，徐鑑的才无法证实，如果徐鑑真有这样显赫的战功或者作为抗元领袖怎么不仅史书或者兰溪县志就连徐氏家谱都无一字记载，这是令人疑惑和费解的。如果徐鑑这么年轻真有这么大功绩真有这么大的成就，那宣传的该是徐鑑和文天祥而不仅仅是文天祥了。
三是徐氏修家谱也不可能捕风捉影，如果兰溪徐鑑没有在枢密院待过，如果没有一个叫徐鑑的担任过枢密使或副使的，修家谱的人不可能在家谱上大书一笔的。康熙增补本《万历兰溪县志》编撰人员也当如是，如果没有资料证明有个徐鑑曾任此职，他们也不会增进县志。还有如果乾隆徐氏谱照老谱抄袭而来，则说明康熙时徐氏谱就应记载徐鑑担任枢密使，那么康熙增补版县志不会记载为任枢密院某官了。由此断定徐鑑担任枢密使的史料肯定是康熙以后发现的。按照家谱修撰普遍就高不就低存在一定程度虚夸的现象，结合宁宗以后宰相兼枢密使成为定制的历史事实，可以推断，徐鑑担任的官职可能为同知枢密院事。徐氏修家谱简称才可能称为枢密使。嘉庆时修志的人可能也见过“赐金紫、枢密院事徐鑑”的字样，不然他也不会记载。
上面的资料导致了一个很矛盾的结论，就是可能兰溪徐鑑确实在枢密院供事，可能确实有个徐鑑担任赐金紫、枢密院事，但是兰溪进士徐鑑又实在没有多大可能担任这个职位。那么赐金紫、枢密院事徐鑑究竟是谁？徐氏家谱的记载会不会有张冠李戴的可能？
再去查阅其他的历史资料，截止目前为止，已经找不到另外一个在南宋末年可能担任枢密院事的徐鑑了。这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康熙三年《宜黄县志》的记载，涂鑑仕至枢密院的记载令我们油然想起会不会担任枢密院事的并非是徐鑑，而是涂鑑呢，会不会由于涂被误作徐，才导致了兰溪进士徐鑑担任枢密院使的产生呢？
那么这个推论又有什么依据呢？
首先，涂鑑仕至枢密院的史料从康熙三年修《宜黄县志》的选举志到民国修宜黄县志，几乎所有的县志记载都没有改变。这说明涂鑑确实是仕至枢密院了。而不像徐鑑早期没有记载，却是后来才记载担任枢密使。
其次，涂鑑是嘉定九年举人，到宋亡几乎六十年，六十年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涂鑑官至枢密使或副使了。还有涂鑑的任职距离宋亡尚有几年，担任职位不像乱世需要显赫的功劳、突出的才能，如果他的官运好，平平庸庸做到枢密使或副使是很有可能的，毫无作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宜黄县志》也可能因此没有留下他的事迹。这样的人在太平年代极其多，特别是在一个即将腐朽垮台的朝代则更不足为奇。当然上述只是推断假设，涂鑑以一个举人能仕至枢密院，他的才能也应是不容小觑的。
再次，涂被误作徐是很正常的，而徐被当作涂则很少见。拿年代很近的明代来说，同样身处乱世的明末御史涂伯昌在清修《明史》上被讹作徐姓了，同样是这本国修《明史》，记载涂姓的现考证明确为错误的还有一例，尚不能完全考证确认错误的也有一例。国修正史尚且如此，那么在南宋末年的乱世，流传的史料把涂鑑写作徐鑑是极有可能的。
最后，江西作为文天祥的抗元大本营，在文天祥失败后惨遭元军屠杀，涂氏也遭此劫难，导致很多家谱等资料焚毁佚失。杨廉、丘濬等给涂氏写家谱序的时候都曾提到过这点，涂鑑的史料失传很可能和这次劫难有关。
和兰溪进士徐鑑相比，涂鑑担任枢密使或副使无论从担任时间或任职上都更有可信性，那么会不会“赐金紫、枢密院事”就是涂鑑呢？而徐鑑也可能是在枢密院做官，但根据民国徐氏家谱记载的徐鑑元配 夫人李氏封安人的说法，说明可能担任的只是枢密院中七品的小官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早期金华府志、兰溪县志漏记的现象就迎刃而解了。
兰溪进士徐鑑担任枢密院使非常令人生疑，而涂鑑担任“赐金紫、枢密院事”也还不能肯定，需要有进一步的史料进行验证，但是如果上述推断成立的话，我个人认为，徐氏修谱的人和嘉庆时修《兰溪县志》的人看到的“枢密院使徐鑑”很可能是涂鑑，而涂鑑担任的官职也很可能就是枢密院的副长官——“同知枢密院事”。
